潮新闻 执笔 刘俏言 通讯员 陈德慧

一位60多岁的老村民，眼睛被炮仗炸到失明，花掉了高额医疗费，然而生产厂家远在湖南，他该怎么维权？

(相关资料图)

这是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的村民陶水根曾经的困境——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却不知具体从何处着手，更不知权责应该如何界定，如何划分。

在村里的共享法庭里，在庭务主任的组织下，临安法院的指导法官在线上给出专业分析，指导陶水根与厂家调解，远在湖南的厂家线上同意分摊赔偿金额，双方对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这样的工作，是浙江许多共享法庭的日常。

6月27日，浙江全省共享法庭建设现场会在临安召开，陶水根所在的临安上田村，正是共享法庭的发源地。共享法庭这一让法院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先是在临安全区传开，在杭州市得到了不错的推广，又把成功的经验复刻到全省，触达了浙江乃至全国各省这些巨大机体的神经末梢。现场会前，《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浙江省地方标准发布，让共享法庭是什么、怎么建、干什么、如何管更加明确。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共享法庭作为“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新探索，为何能够迅速地在浙江各地得到积极的响应？

从上田村出发，梳理这一机制诞生的背景，推向全浙江乃至外省的历程，不难发现，共享法庭像是一本中国式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百科全书”，“法理”和“人情”在这里被很好地结合，体现着浙江在基层治理上的智慧。

上田村，临安共享法庭探索的微观视角

2018年9月，临安区上田村设立了“微法庭”， “微法庭”是一个设置在村社一级的工作室，将法院的司法服务触角和信息化建设成果延伸到最基层，具备就地化解纠纷、提供智能司法服务、开展普法宣传等功能，被老百姓称为“家门口的法庭”。这是共享法庭的雏形。

上田村的村书记潘曙龙还记得“微法庭”成立时处理的第一个纠纷，一对夫妻闹离婚，要争抚养权争财产，“微法庭”就设在村委会的调解室里，线上接入了法官和女方，男方就在调解室里，达成了协议。

夫妻离婚、民间借贷纠纷、生活冲突纠纷……这些事情从司法角度看似寻常，但压在普通村民身上却重如泰山。在多年前，这些矛盾在上田村有些是靠“武力”解决的，作为钱氏后裔的聚集地之一，村子里的人世代习武，加之村庄地理位置又处于三区交界，更容易产生各种矛盾。

类似陶水根这样的事故，在村里也出现过，一位村民在参与朋友婚宴酒席时被炮仗炸伤了眼睛，但因为当时村民们缺乏法律意识，一没有保存好证据，二不知如何让法院介入，潘曙龙参与了调解，但最终因为调解不具备法律效应，导致了问题长达五年多才慢慢解决。

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潘曙龙意识到了法治指导的重要性。“说实话，我们不是专门研究法律的，有些涉及到权责分配问题，我们也不是很懂。”潘曙龙发现，在调解过程中，村民们经常把“去打官司”挂在嘴边，他开始思考，如果能有一位法官在现场，告诉他们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两个人会不会就各让一步，不会把事情闹得过于难看。

这些想法，也和临安区人民法院不谋而合。法院，是群众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的工作，也相对是“后置性”的工作。如何能把司法服务的触角前置到基层群众中去，是法院一直思考的问题。考虑到法院日常还需要承担审判业务，村里的每一个矛盾都有法官到现场似乎不太可能，于是“微法庭”就确定了“一块显示屏、一条数据线、一台电脑终端”线上调解的形式。

潘曙龙发现，调解一旦有了法官的介入，村民的信服程度就会大大提高，整个调解就具备了“权威性”，不再是我们粗暴理解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调解作风，而是明确划分权责，村民们也就慢慢心平气和了下来。

临安区山区占比近90%，是浙江省面积最大的市辖区之一。山区地域分散、司法辐射力不足，最远的村镇距离临安区中心甚至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微法庭”因为解决了一个个切实的纠纷，被率先推广到了临安的各个村镇，成为了基层矛盾化解的一个重要抓手。2021年在全省推广后迭代为“共享法庭”。

“法理”与“人情”结合下的中国智慧

诞生在基层治理的智慧成果有很多，为什么共享法庭可以走出临安，在杭州全市推广，并在在浙江省迅速蔓延开花？

在杭州中院立案一庭庭长、杭州中院共享法庭建设工作专班负责人陈辽敏看来，共享法庭是一个能让群众、法院、基层干部都能够从中受惠的机制，是“法理”与“人情”结合下的中国智慧。

陈辽敏对一个有两条高速公路通过、涉及祖坟拆迁的村庄印象很深，“你想想，祖坟拆迁这样的问题多难去协调，但因为村里有了这样的机制，一边讲法理一边讲人情，矛盾就解决掉了，村干部也会有获得感。”她说。

在基层多年，潘曙龙也有同样的感触。去年，村里的一户人家建围墙，给邻居造成了诸多不便，在争执之中邻居的老人基础病发作去世，这是一个极为棘手又典型的基层纠纷案件，接入共享法庭后，调解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也没调解好，法官给出的指导意见是赔偿15万元，而这户人家并不认可这个数字，场面一度陷入僵局。

“这户人家说赔不起，也闹着要偿命。”潘曙龙说，他的确了解这家人的情况，潘曙龙让他们交个底，现在的存款有多少？最多能拿出多少？能不能代表自己的诚意？在反复交涉下，这户人家拿出了存款大头8万元，邻居在全面了解情况后，也认可了这个金额。

15万是“法理”，8万是“人情”，不是不让两户去打官司，而是打官司的结果往往是双方彻底撕破脸，需要法院强制执行，一家拿不出钱，和邻居结仇，往往会把事情闹得更大，问题也没得到根本的解决。

“这并不是在模糊法律的边界，而是各司其职，让法院的服务真正惠及人民群众。”陈辽敏说。共享法庭依托三级矛调中心，打造了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解纷、一站式基层治理的最小支点，以这个最小支点，撬动社会治理的大格局。

当越来越多的村干部和群众知晓和使用共享法庭，“普法”这件事也从“大水漫灌”变成“精准滴灌”，村干部在一次次调解中越来越懂法，群众也不愁找不到抓手，毕竟共享法庭就在“家门口”。

目前，全省建成共享法庭2.7万个，覆盖100%的镇街。共享法庭入选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最佳实践。以临安区为例，在现场会上临安区委书记杨国正分享了一组数据——临安区万人成讼率连续4年下降，实现98.5%以上矛盾不出镇村，共享法庭的全面推广，也是能够有这样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截至今年五月底，全省共享法庭累计指导调解40.17万次，化解矛盾纠纷30.83万件，纠纷就地化解率76.75%。

更多元、更智能、更规范

2021年，浙江省两办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共享法庭”建设健全“四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共享法庭在全省推广，在这一过程中，共享法庭自身也在迭代升级，更多元、更智能、更规范，延伸了更多基层治理功能。

在最新发布的《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标准化文件中，共享法庭依托主体不同，分为镇街共享法庭、村社共享法庭和特设共享法庭。这其中的特设共享法庭，就是指依托金融、保险、产业园区或妇联、行业协会等机构和组织设立的。

这些多元化的特设法庭，往往是专攻于某一具体的细分领域。例如数字经济“共享法庭”、金融“共享法庭”、环境资源保护“共享法庭”等等，依靠协会和组织的力量，在这些垂直重点领域提供系统化的法律服务。

在现场会上，陈辽敏分享了今年创设的杭州家事“共享法庭”。共享法庭设置了家事求助中心，当事人一旦遇到家庭暴力，就可以开展婚姻风险评估咨询，并可以快速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庭务主任接到当事人求助后，马上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和反家暴保护模块开展多部门协同处置，“妇联起到一个安抚调解的作用，公安有强制性的手段，法院在婚姻纠纷中专业性更强。”陈辽敏说，多方形成合力，才减少民事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的风险。

在每年法院整理的诉讼案件类型上，金融类的案件数量始终高居不下。金融共享法庭设置了自主协商、行业调解模块，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借助行业协会力量，自行化解纠纷。这种分层过滤的体系，也助推了金融领域治理的现代化。

今年，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享法庭专班的推进下，共享法庭被数字赋予了更智能和强大的力量——谋划和迭代集成应用，构建完成以浙里学法、咨询评估、多元解纷、在线诉讼、协同治理五大功能模块为主体的全新应用平台。

在集成应用中，AI小智成为了一个智能化的庭务主任。例如当事人向小智咨询离婚，小智便会立即抓取所有涉及到离婚财产的普法资源，同步推送法律咨询评估功能；智能评估模块成为了 24小时在线的法官，当事人回答这位在线法官的提问，马上就可以获得一份专业化、中立性的法律评估报告，并且会自动生成法律文书；海量的普法资源和根据共享法庭类型的智能化推荐让普法更加深入人心。

今年5月集成应用在全省推广后，贯通浙江解纷码，出具法律评估报告2万余份，累计访问时长超3万小时，插上数字化翅膀的共享法庭，正在触达更深的毛细血管，把让法律的阳光雨露播撒向更广袤的天地。

“今年以来，很多外省的法院也来学习共享法庭经验。”临安法院立案庭庭长陶洁告诉记者。吉林、内蒙古等省份已经把共享法庭复刻了过去，这个在“枫桥经验”下诞生于浙江的基层法治成果，开始走向全国。

为了让遍地开花的共享法庭更规范、更均衡，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支持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组建了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人民调解协会4家单位组成的标准编制小组，一年以来反复修改确认，才形成了这份《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标准化文件。

这份省标文件区分了共享法庭的建设模式和场地要求，明确共享法庭的人员配备及职责，细化并拓展了共享法庭的主要功能。临安法院院长夏强表示，“共享法庭”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项创新工作机制。“共享法庭”将持续释放治理效能。作为参与省标文件制定的一员，陶洁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享法庭与时代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共振——“共享法庭它更像是一个工具，一本基层法治的百科全书，是多方合力形成的一种制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陶水根的19万赔偿款在调解在约定期限内到账了，他想起自己因多次求医从存款里掏出的高额医疗费，又想起炮仗厂家第一次从湖南来到村里协商还带了一位律师，那时他的左眼已经被诊断为盲目5级，他有些手足无措，不知对方来意，也不知自己该如何应对，好在，他没请律师，也没走出村庄，这件事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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